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，也是对当政者的警世箴言，将刑赏与仁德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。
文章最后，章衡将视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，指出刑赏亦应如四季运行般，蕴含“至仁”的本质。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祸于臣子的典故，呼吁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，使万民如沐春风，最终展望那“画地为牢之风可复，刑措之治不远”的至高理想境界。
纵观章衡此文，其立意纯正宏大，紧扣“忠厚”之本在于仁心与教化，论证绵密厚重，圣王典范与历史教训信手拈来，正反相衬，层层递进。
可以说，其文展现出的深厚学养、严谨思辨与稳健气度，完美体现了传统儒家经典义理与史论结合的巅峰造诣，是标准的、典范式的应试雄文。
这篇文章，与不编典故的苏轼的文章，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。
然而，其光芒虽盛，终究是在既有的、精熟的“正道”上攀登至顶。
当第六篇，也就是陆北顾那篇立意更为奇崛、思辨更为锋锐、直指“治本”核心、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文章出现时。
章衡这轮皓月般的圆满，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那轮即将喷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衬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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