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一条裤子的,另一个因为刘沆贬官而递补进政事堂的曾公亮是天圣二年的进士,虽然说话分量不大,但跟富、文、王三个人归根到底不是一条心。

    至于枢密院,两个枢密使里,继承了吕夷简衣钵的贾昌朝是跟另一个枢密使韩琦对着干的,两个枢密副使,程戡是文彦博的亲家,肯定跟韩琦站一起,而田况则是大宋少有的真正知兵的文官,主持过西北前线工作,还亲手镇压过著名的保州兵变,属于是枢密院里的技术官僚。

    三司就不再赘述了。

    可以说,仁宗的权术制衡之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不仅各处都安排反对者,让“庆历旧臣”们不能实现对任意一处的完全控制,而且各处还都有能兜底的技术官僚,确保国家的运行不会因为朋党之争而耽误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,任何一方都必须仰赖仁宗的信任才能坐稳位置。

    但现实问题是,政治可以制衡,经济不行。

    没钱就是没钱。

    谁都没有点石成金的手段,而“缺钱”的问题却是现实存在的,能用的办法,要么消耗储备,要么透支未来,要么二者一起用。

    张方平眼下的问题,并不是“怎么长久地在三司使的位置上坐下去”,而是“怎么先让大宋的财政能渡过明年的危局”。

    现在已经是嘉祐元年的十二月了,如果明年嘉祐二年就财政崩溃了,那他这个三司使也不用干了。

    所以,他没得选。

    “然当此国朝财政岌岌可危之际,纵是饮鸩止渴,这杯毒酒,也不得不饮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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